什么是私家侦探以及私家侦探的现状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整个社会从相对质朴而充满激情与理想主义的８０年代，瞬间跌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俗主义与商业流行文化为主导的新时期。时代的精英充分地利用着８０年代思想启蒙中获得的先知先觉，大胆而迅速地在最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制订中圈占着自己的领地与资源；社会大众则在整体上走向了现实的内敛与消沉。不过社会本身确实是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WTO、全球化、知识经济、海归派、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克隆人、国有企业改制、反腐败等这些正面或让人带点负面联想的字眼成为了这个时期新闻热点中的主题词。而在这色彩斑斓的背景下，一些真正新鲜的事物也正按着自身的规律迅速地潜滋暗长着！中国民间侦探（调查）业的产生与兴起似乎就是这其中不是显得最重要，但却特别引人注意的一个新事物！电视剧福尔摩斯、波洛的热播；报刊栏里含含糊糊许诺提供高效、保密的民事调查广告；各省市电视台有关打假新闻里的隐晦称号，的士司机眼中不苟言笑、只要求跟上前边车辆的黑衣男子……其实都有一个可能———侦探正在行动！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国进入WTO，加入全球大循环已经成为现实，国外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侦探类机构大举向国内进军，再加上因“查婚外恋”等现象经媒体炒作后一再升温，中国民间侦探业也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关心探讨此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这个新兴而又带点传奇性的新事物、新行当，众多敏感性强的报刊杂志更是一马当先，已经从这样那样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介绍与报道，在法理上、社会背景上试图进行较严肃探讨的文章也屡见不鲜。此   
    外，一些从某个角度对中国民间侦探业进行介绍与较深入探讨的书籍也开始出现。不过能从整体上对这个行业的全貌进行介绍，并站在现有司法体制、社会环境背景的高度，对其产生的必然性、发展前景做出具有深度性发掘的书迄今却尚未见到，而且在现有的相关报道性文章中，对“侦探”与“侦探事务所”的工作方式、运作特点也鲜有一手、现场的描写，而更多依赖于对某些“侦探”的访谈或来自其他渠道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则由于这个行业本身确实是一个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业本身很多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或做法，也就更谈不上被业内人员所普遍遵守。第二，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该行业的资深人士都不太愿意把一些过于内幕性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交给媒体或研究人员，因此外界甚至包括司法界业内很多人对此行业的认识也就只能是一叶障目，很难得其要领了。最后一个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迄今为止，撰写此类题材的作者大多为新闻记者或编辑出身，他们本身一般并不具备这一类工作的专业知识与一线工作经验，而这一行本身的从业人员要么囿于自身工作范围之限，无力从宏观上、从行业整体上来把握这类论题；要么因为自身职务与所处位置的限制，不方便在这类敏感的问题上作较多表述。以上这几点，恰恰为本书作者切入这一领域提供了空间。笔者作为一名前反贪局检察官，有过较正规的“调查”与法律的培训与实操经验；离职后当过策划人，对企业的运作机制、战略诊断有一定的认识；此后再投身于民间侦探业，断断续续地在此行业摸爬滚打了好几年，自己有过一些成功的案例。在这些年里，笔者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这一行业的思考———在专案操作中，一直注意收集整理自己与其他同行的成功与失败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专案操作技巧心得；在侦探（调查）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也一直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观察归纳了侦探（调查）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与思路。最后，作为一个真正关心此行业整体发展前景的业内人士，笔者力图站在整个行业发展的高度，从国家宏观战略格局、司法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对这一行业的影响，从国外同行业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的经验教训、本行业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国家职能部门对本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管理中可以参考的意见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我相信，本书不但能够满足社会上一般民众对这一新生而又带点神秘的行业的求知需求———打假究竟是怎么打的？婚外恋与诉前证据调查究竟是怎么着手的？商业情报是怎么收集的？而且对已经或将要投身这一行业的人士而言，书中诸多来自一线的实战技巧及以众多知名公司成功案例为模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将使大家从专业技巧、素质培训以及侦探（调查）公司的经营管理之道、行业整体前景等各个方面获得启迪，触动思考。此外，对于关注中国民间侦探业发展与现状的法律学术界、直接从事相关犯罪案件调查的公安、工商、技监等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同样需要进行调查取证的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本书也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若此书能为本行业与社会之间加强了解、形成一种较良性的互动关系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则笔者将欣慰之至。   
   

第一章  概述：民间侦探机构的产生、发展与现状第一节  什么是私人侦探

    私人侦探在英文里被称做———privatedetective或者privateeye。顾名思义就是指一种专为个人提供保卫及调查服务的民间专业人员。这一行业的产生也正和它的成长一样，都是与近代工业文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职业的高度专业化以及近代民主与法制体制的确立密不可分的。   
    在近代西方国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由此带来了涉及公民财产与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警察行政当局服务的不满，要求加强安全保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但是恐怕是因为全世界公共保安机关的通病吧———对于公民个人看起来天大地大的案件，在多数警方人士那里，往往只是司空见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这一点加上警方破案能力本身所受的一些限制，就使得公众特别是有产阶级对警方的办事能力越来越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增加，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很多人都希望获得一种更专业、更高质量也更具个性化的调查与保安服务，而且因为此类保安事务牵扯到很多当事人不太愿意让无关人员，特别是政府机关了解过多的情况，加之警方本身囿于自身作为公共执法机关的性质也不太适合提供此类服务，这样就为民间的侦探（保安）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法制社会的初步建立也为民间侦探的大显身手提供了条件———由于一系列新工具、新方法（法医学、指纹技术等）的产生与投入运用，案件的侦破越来越从单纯人力型的大范围调查，转变到对科学技术与分析、推理等专业方法的运用，这样比起公共执法人员而言，相对更为敬业、专业素质也更高的侦探（在西方国家，侦探多为医生、科学家及资深的退役警察等专业人士）往往更容易体现出其专业优势。   
    而整个社会基本被纳入法制轨道，这就使得社会的运作更为透明、公开与公平，换言之，侦探在查处案件时，更多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公开合法渠道去获得线索，以科学的方法、理性的精神去分析证据，并以此发现与惩处罪犯。这一切基本可以在一个可预见的、有法律或者有一定规则的环境里进行，而不像中国传统中的侠客，要伸张正义只能通过以暴易暴的暗杀、决斗等“侠义”行为进行，从而也就为民间侦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法律与制度环境。   
    世界最早的私人侦探究竟是谁，一般认为是１９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弗兰西斯·维克多，不过更为人们所知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私人侦探与私人侦探公司，则非美国的阿伦·平克顿及他所创立的平克顿侦探公司莫属。早在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国内工商业与畜牧业急速兴起，与此同时盗贼与强盗也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些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财富，而警方由于人力、财力与体制本身的限制，却不能给予这些工商业主与农场主以足够的保护。敏锐而富于探险精神的平克顿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作出了当时一般人看来是十分勇敢但也很鲁莽的决定———１８５０年，他辞去了在芝加哥警察局的公职，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   
    平克顿侦探公司创立伊始，公司总共只有八名雇员———五名侦探、两名职员与一名秘书，但是由于平克顿本人的领导有方和侦探们的能干（他们是美国的犯罪侦查中最早使用摄影技术与犯罪情报档案，且极善于打入匪帮内部获得情报），公司很快得到了壮大。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平克顿和他的侦探们更是直接为国家效力，为林肯总统的北方联邦军组建了一个专门收集南方分裂势力军事情报的组织。该机构后来成为了美国军事情报局的前身。   
    南北战争结束后，平克顿侦探公司又恢复了侦探业务。当时美国正值“西部热”，全国包括世界各个角落里不甘平庸的人都涌向了这块似乎具有无限可能性与机会的土地，其中当然不乏形形色色的骗子、武装匪徒，一时间杀人越货、袭击火车、盗抢银行的案件层出不穷。当时西部的地方警察由于人力、财力及州界的限制（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与执法队伍，当时并没有联邦警察机构，跨州办案手续很繁琐），对这么多残暴狡猾的犯罪显得有些束手无   
    策。于是，平克顿侦探公司实际成为了当时最为大产业主所信赖与依靠的一支保安与犯罪调查力量。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平克顿侦探公司的业务范围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早期单纯的刑事案件调查，发展到各种民事案件、商业事务以及家庭纠纷的调查；从单纯的侦探事务发展到保安与安全咨询、安全防范产品生产与销售、商业情报收集等多个领域。其内部组织编制、协作网络与活动范围也飞速扩大，现已发展成有三万多雇员（保安与安全防范产品领域的不计算在内），在全世界设有一百多个办事处，并与六十多个国家的有关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除平克顿以外，美国的BurnsInternational、克罗尔金融侦探社、欧洲的Securitas①也都是国际知名的侦探（保安）机构。   
    其他国家的民间侦探机构，像俄罗斯的莱昂斯商务安全公司———由原莫斯科刑侦局资深警官谢尔盖·斯捷普诺夫创办于１９８９年；法国的杜吕克侦探事务所等也都是各自国家有影响的侦探公司。   
    总之一句话，今天国外的民间侦探（保安）机构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工作与成就对当今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领域都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概述：民间侦探机构的产生、发展与现状第二节民间侦探业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民间（私人）侦探业的发展有三个较明显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就是民间（私人）侦探业的产生期———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管理的放松，整个社会人心思变；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交往的扩大，也给了一些先知先觉者以灵感。   
    一、产生期（1992年～1994年）   
    最早的是上海，1992年年底，以上海端木宏峪为首的几名资深刑侦专家成立了建国以来大陆第一家民间侦探（调查）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主要承接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个人安全咨询一类的业务。消息传开，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国内多家媒体都对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新生事物进行报道。   
    随后沈阳的孟广刚（原沈阳市某派出所所长）、成都的魏武军（在军队中从事过侦察工作）在１９９３年又相继成立了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按照这两位可算中国民间侦探业最早一批“吃螃蟹”者的说法，他们都是先从事过公安、部队侦察工作，然后又由于各种原因对社会接触较多，深切地感受到，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多元化趋势有所加强，人与人的关系、企业与企业关系较之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更为复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部分人由于企业竞争、解决人际纠纷的现实需要，对专业调查与安全的服务要求越来越强，而这样一种更具商业契约性与个性化的安全与调查服务恰恰是传统公共执法机关所难以满足的。于是，孟广刚与魏武军也正是看准了这一急剧扩大的需求趋势，分别开办了自己的调查事务所。不过在当时，孟广刚与魏武军的营业（受案）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主要以诉讼证据的调查与收集、查找恶意转移隐匿的可执行财产、一般性的资信调查、打假、婚外恋调查为主；与此相应，他们事务所的正式成员一般也不多，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类事务所要招到合适的人员也不容易。魏武军１９９３年在成都登过一个招聘广告，一下子来了几百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与军队退役人员。但是后来经试用，绝大多数都不太适合实际工作。这里边一则是多数人确实缺乏专业调查的能力与经验，二则要在没有政府机关支持的情况下，靠个人能力获得信息、收集到有关证据，这对调查员的综合素质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一行业当时确实显得过于新潮，社会观念、人们的意识乃至此行业自身的专业能力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后来陆续还有一些人试图成立此类机构，但大多没有成功。在政策方面，１９９３年年底，国家公安部鉴于当时未经注册的“侦探”们出现得过多、过猛，兼之这种机构与调查行为确实很难管理调控，容易导致一系列负作用，专门发出“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通知具体内容包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公安部的通知一下，工商部门随即也对各地的此类机构进行了取缔。大部分注册业务面过宽，经营方式出格或无正当手续的此类机构都被取缔，作为国内第一家侦探机构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也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营业。沈阳的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调查事务所虽然没受到这次整肃的太大影响，但各方面行动也开始转为低调。整个民间侦探业一时陷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   
    二、沉寂期（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   
    民间的侦探机构虽然被限制了，但是此类业务却没有停止开展，对侦探类业务感兴趣的公司与个人越来越多。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与上海长江三角洲一带，经济的高速发展，涉及到经济纠纷的法律类事务越来越多，由于在这些案件里，一方当事人隐匿毁灭证据、转移可执行资产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一些律师事务所为了打赢官司并帮助自己的当事人真正获得赔偿，开始有意识地在事务所内设置调查部一类的机构，专门为本所或有关委托方进行专业的取证调查服务与可执行财产的查找服务。在这类部门中，由于其高度的专业性与工作本身的危险性，律师能够参与和愿意参与这类调查的并不多。   
    打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业务领域。由于制售假者手法与能力不断增强，以及黑社会势力搀杂其中，打假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危险。单靠一般工商部门的调查能力与手段，已很难对制售假行为进行足够的遏制，公安机关由于其他经济类案件的大幅上升，真正能倾注在打假上的力量与精力也很有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外跨国企业的在华代表处与一些国内知名企业纷纷求助于专业打假公司，而这些打假公司的开办者与骨干恰好大多也就是当年侦探公司的从业者。   
    此外，国外大型的侦探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如世界上最大的民间侦探机构之一平克顿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很宽，但目前在中国只是为跨国集团提供打假方面的知识产权调查服务）、克罗尔联合（KROLLASSOCIATION）①以及英国最有行业影响的知识产权调查公司罗思国际等相继进入中国，并逐步扩大了它们的业务影响。   
    企业自身也是这类侦探类工作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中国国内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市场秩序本身的不健全，不正当竞争行为屡屡发生。企业用工流动性的增加，也带来了员工违法违纪事件的增加，收受回扣、出卖公司机密情报、侵占挪用公司财物的事层出不穷。而通常在事态发展还不是不可收拾且容易给公司形象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企业是不大愿意司法机关介入的。于是，各大型企业集团纷纷组建法务部，招募具有调查与情报收集能力的专业人员，对内对外开展各种反不正当竞争、防范与查处内部违法违纪案件的工作。以某大型保健品集团为例，其法控中心就包括综合处、法务处、监察处、保卫处、反不正当竞争处、督办处与特勤处等众多部门处室，对企业内部违法违纪案件防范与查处、市场纪律监察、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管理、涉诉案件处理、工商税收事务、防范与查处商业间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专门地操作，负责此类工作的很多人都是退役的司法机关干部、军官及有过侦探工作经验的人士。   
    三、发展期（１９９８年至今）   
    时光流转，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整个社会与国际惯例的接近，民间侦探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企业与公民个人对此类专业调查服务的需求已越来越强烈；司法体制的改革，使得整个审判过程越来越具有权威性与公开性，这也就使得证据的收集与诉讼标的执行越来越被当事人看重；由此对一种能真正提供各方面专业调查服务的民间机构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也开始逐步认同。另一方面，随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大批原司法机关、军方辞职、转业及下岗分流的有关人员纷纷进入这一行业，使得此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其法制意识与服务意识亦均有加强。这一切也都促使社会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士对此行业有了不同的认识———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社会对这一行业的需求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加入WTO以后更会如此，与其让这些人现在这样不公开地从事这类服务（这样要难管理得多———特别是对那些企业内部设立或挂靠的相关机构而言），还不如在加强管理与调控的情况下适当予以放开，先看看正负面效应再说。   
    随着社会环境、观念的变化以及官方的默许，民间侦探业在１９９８年以后的这几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服务具有较强官方背景的北京中联知识产权调查中心，走过了几年较沉寂的时期，其营业额与业内影响急剧提升。按其自己的说法，该公司系中国大陆第一家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专业调查机构，现为国际商会反假冒情报局中国区惟一会员。其总部设在北京，并在广州、上海、杭州、沈阳、厦门设有办事处，在国内其他重要城市亦设有联络点或协助机构，现有调查及管理人员１００余名。并且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专业、反应最灵敏的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及打假的民间机构之一。   
    同样能提供综合性商务安全服务，但更侧重于反保险欺诈、资信调查服务能力的斯缔尔商务调查中心，也逐步从其母体———著名的隆安律师事务所调查部中脱离出来，正式成立了公司。目前在中国全境（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两个行政特区）及境外斯缔尔都能提供以防止商务欺诈调查、诉讼前后证据调查、资信调查等为主的专业服务，而且斯缔尔也是中国“３１５”行动的指定调查机构之一。斯缔尔商务调查中心比较重视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与协作，先后与国外ABI英国调查员协会、CFE国际公认检察官反欺诈协会、CII国际调查员协会、NAIS美国调查专家协会等协会组织建立了一定的协作关系。在进行涉外调查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员单位的协作。   
    中侦网是成立时间不很长，但背景让人颇费揣摩的一家调查机构，按其自身的说法，它是一个为促进与中国律师大联盟、与国际律师大合作的专业法律服务联盟，其业务范围包括证据调查、打假调查、商业情报调查、反腐调查、行踪调查、信用调查、婚姻不忠调查、中侦镖局（个人保安服务）、司法鉴定等。其在国内外众多城市都设立了办事联络机构。   
    此外，传统的外资的机构也进一步在国内扩大它们的影响，目前平克顿已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而且与国内几家知名的民间调查公司也建立了一定的协作关系，据称还曾有过收购某几家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国内调查公司的意向。罗思国际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三个代表机构，并有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市场上参与力度的计划。克罗尔联合也分别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一） 上海   
    做为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具活力的经济城市，上海的民间侦探（调查）公司继最早的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成立与停业后不久，又陆续地出现了好几家。其中，上海白玉兰商务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就是上海地区较早获准进行商业安全调查、资信调查和公司竞争等业务的商务调查机构。嘉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是另一家业务范围以企业资信调查、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民事诉讼调查为主的专业化公司。   
    （二） 广东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且在改革开放中也一直具有敢闯敢冒的精神传统，在这方面自然也是不甘人后。在这几年里，一时间呼啦啦冒出来十多家商务及民事调查机构，成立较早、正式注册且已有一些成功案例的有：广州的恒旭（ZIC）商务咨询公司、大野商务咨询公司、精锐商务咨询公司、猎证商务咨询公司等。其中，恒旭（ZIC）公司在广州算成立较早的一家调查类专业公司，在四年多时间里，其客户包括美国HP、荷兰HEINEKENBEER、美国GE、美国DOWCORNING、新西兰ANLENE、香港ASM及中国TCL等近百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在南中国地区的业内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望。精锐商务咨询公司也是广州比较早的一家调查机构，宝洁在中国最早的打假业务基本为其一家所包揽，其实力可见一斑。猎证商务咨询公司最早是由香港人在大陆创办的，前几年在业内很有影响，近期已被一家外资机构收购，其行事亦比原来低调了许多。   
    深圳猎狐商务调查公司是南方第一家正式以商务调查为名注册的侦探类机构。它是由西南政法大学的几名资深刑侦专家牵头成立的一家调查机构，其调查员亦主要来自于这所在国内政法教育系统颇享盛名的专业政法院校。后来虽因为某些原因，猎狐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专业能力、调查骨干的主体仍被深圳亨特尔商务调查公司继承和发展下来。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国内此行业先驱的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自然也不甘人后，克顿与协力的负责人孟广刚、魏武军分别来到了北京与上海，据说其业务重点亦将从其本地向沿海转移。此外，两人频频在电视与报刊媒体中露面，以致分别被媒体称之为“中国私人侦探第一人”与“二奶杀手”。   
    （三） 其他地方   
    较正式获得了工商注册的也不少，时间稍长的像哈尔滨的迪克、兰州的求实、青岛的环宇、武汉的磊派、西安畅达、重庆邦德等。此外，南京、长沙、杭州、福州、南宁、温州也陆续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其中重庆的邦德、贵阳的波洛与杭州万马律师事务所下辖的社会公众调查中心更是敢为天下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分别作为发起人筹办了国内民间调查业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峰会。   
    总的说来，整个民间侦探业再次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大好势头。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政府与法律界对民间侦探业观点不一、地位未定的情况下，中国民间侦探业却不但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甚而出现了燎原之势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点———中国民间侦探业产生的原因与基本背景。   
   

上一篇：中国商务调查报告 序

下一篇： 民间调查业的行业格局第二节　调查公司及调查机构的概况